作者:神经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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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组织如果能够加速,却不能转向,那就像一辆车能踩油门却不能打方向盘。”迪马可写道,“短期来说,无论它碰巧驶向何方,它都很有进度。但长期来说,只会车毁人亡。”
他经常拿这件事当比喻:有一种滑动数字的解谜游戏,你需要在九宫格里移动八个方块,直到所有数字都归序为止。为了让空间利用率更大,你随时可以在空格里放进去第九个方块。只是那样你就无法解决那个谜题了。如果这种因为挤满了而无解的谜题让你想到了你的人生,那么难以想象,提高你个人的效率(往格子里挤进去更多的方块)能有多大帮助。
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时间,这种愿望是弗雷德里克·温斯洛·泰勒、梅林·曼恩、我,或许还有你,所共有的。而在这一愿望背后,我们不难察觉一个熟悉的动机:对死亡的畏惧。正如哲学家托马斯·内格尔(Thomas Nagel)所说,以人生的尺度之外、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(例如地球的,或者是宇宙的时间尺度)来衡量,“我们每个人都随时会死去。”难怪我们如此执着于“如何更好地度过人生”这种问题。如果我们有了答案,那我们就能不再有这种感觉:(按塞涅卡的话说就是)在刚刚准备开始生活时,却发现人生已经走到尽头。能够死而无憾,无异于换一种方式实现了长生不老。
而在当代,人们继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学,在对个人生产力的狂热追求中,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得寸进尺了。按他们的意思,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,并保持足够地自律,那我们就能知道,任何重要事情我们都会挤时间去做,也就终于能感到快乐了。那我们就应当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——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。这种思想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,确实顺理成章——那些人,当我们更辛勤地工作,并提高了消费能力时,他们能从中获利。但它也能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逃避方式。你越是能说服自己,再也不必作出艰难决定了(因为时间足够你做所有事),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问问自己,自己选择的人生,真的选对了吗?
个人生产力被包装成消灭忙碌的良药,而它本身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。于是乎,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:让我们充分地转移注意力,以防我们去思考说不定很恐怖的问题:我们如何度过时光。“我们每日劳作时,投入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热情与无心,只因无暇停下来思考对我们而言是更加必需的。”弗里德里希·尼采写道。他的言论似乎预言了我们的现状:“匆忙是普遍的,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。”
你可以随意尝试给自己的收件箱建立起秩序,但最终你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:你有大量的邮件,以及想要把它们全部处理掉的欲望,这并不是科技造成的问题。在它背后,是更大的、更私人的一些难题。你会选择哪些道路,又会放弃哪些呢?你会在极其有限的人生中,优先跟谁搞好关系,又会让谁失望呢?什么才是重要的呢?
对梅林·曼恩来说,有意地去面对这些问题,说明他已经认识到:其他人总是会要求占用他更多的时间(其中也包括合理的要求——多数情况下正是这样),而这些要求他不能全部满足。而即使是用最好、最高效的方法来管理收到的邮件,也永远无法解决那个问题。“最终,我明白了。”他告诉我,“邮件烦恼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人的问题。而你不能修理人。”